原创访谈者生活周刊收录于话题#上海访谈30个
李寂荡
年生于贵州福泉水洞，曾任中学历史、美术教师，现为贵州省作协副主席、《山花》杂志主编、贵州省出版协会副会长。诗歌作品被多种选本选载，编入大学教材，并有诗集《直了集》出版。翻译作品在《世界文学》《十月》广泛发表，被《思南文学选刊》转载，并有两部译作即将出版。曾获第七届贵州省文艺奖、贵州省青年作家突出贡献奖、百花文学奖编辑奖、第三届尹珍诗歌奖、第二届海内外华文文学期刊“人和青年编辑奖”等。为第三届贵州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曾参与高校教材《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读》（上下卷，西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编写工作；曾担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艺术科学国家重点项目《中国歌谣集成贵州卷》副主编，由于在编纂工作中成绩突出，被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授予文艺集成志书“编纂成果个人三等奖”。
李寂荡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矿山工作，矿山濒临倒闭时，又调到家乡的乡镇中学任教，那里非常偏僻而荒凉，宿舍里经常有蜘蛛、癞蛤蟆和蛇出入，于是决定开始考研。研究生毕业时非常吃香，许多机关单位来挑他，但是他毅然决定来到了《山花》，因为编辑部里可以吃火锅，具有人间的烟火气。在不到四十岁的时候，他被推到了主编位置，当时账户上几乎没有什么钱，岳父看他愁眉苦脸的样子，说当不了就不当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不甘心，如果当不了，会觉得是一个耻辱。
于是，他背着包出发，四面出击找钱，甚至还去过墓地。《山花》杂志从此走上了提升之路。这种提升不仅仅是经济的，更是文学的，《山花》在全省的年度核验中，几次名列非时政期刊第一名，被评为年度贵州文化产业十佳品牌之一，被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龙源期刊网等机构评为中国人文大众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TOP。李寂荡反过来却以为，他个人力量毕竟有限，取得如此大的成绩，是因为编辑团队的力量，甚至把这归结为前辈们的精神传承，提起老主编叶辛、何士光和何锐，他言语间都是满满的感激之情和敬仰之心。
本期焦点人物李寂荡
青年报记者陈仓李清川
1
我外出时间一久，
门前就荒草丛生，
其实地上是有路的，
没人走了，也就没有路了。
青年报：你是哪里人？你从文化或者文学的角度，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吧。
李寂荡：我是贵州福泉人。我的老家叫水洞，地处三县交界，十分偏僻，有好多条溪流，也有不少溶洞。据说，曾经叫“匪洞”，是土匪盘踞的地方。我有一首诗叫《水洞》，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水洞，一半属于汉语，一半属于苗语”，我们的村寨的确一半是汉族一半是苗族。水洞四面环山，中间是一片广阔的坝子，贵州像这样的坝子是不多的。这坝子都是水稻田，油菜花盛开的时候，金黄一片，夏天则是一片碧绿，白鹭翩飞。有一条河流从坝子中间穿过，再往下走就有几条溪流汇入，到了下游水量就很大，随处可以听见溪流的声响。
老家的河带给我很多的乐趣，捉鱼、游泳，热天躺在石板上晒太阳……老家的山上以前是原始森林，秋天在森林里可捡拾到很多果实；也让我知道什么叫“松涛”，后来松林被砍伐了，长起来的是次生林，“松涛”也就消失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部队的父亲回乡与武装部的人还围剿过一头老虎，我家分得一张虎皮，卖了买了一台缝纫机，这台缝纫机现在还在，是“蝴蝶牌”。
我母亲是水洞小学的老师，是教我语文的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父亲在县城工作，我五年级就转学到了县城。老家的县，据说是古国且兰旧地，曾经叫“平越”，后来改叫“福泉”。因为有一泉水名叫“福泉”，此泉所在的山就叫“福泉山”，而这座山所在的县便叫“福泉县”，后来改为福泉市。福泉县是一座古城，现在东西南北四个明清时期的城门洞都保存完好。我读北街小学时，每天都要穿过北门城门洞，教书时要穿过南门城门洞。有一座明朝修建的横跨河流两岸悬崖上的石拱桥“葛镜桥”，桥梁专家茅以升称之为“西南之冠”，有“北有赵州桥，南有葛镜桥”之说。据传，张三丰是在“武当山得道，在福泉成仙”的，老家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抗战时期，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迁徙至此，办学六年，茅以升是院长。我读的中学就是在这所大学的旧址。
青年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离开故乡的方式，你是怎么离开的？你还有哪些亲人住在故乡？你最近一次回故乡都干了些什么？
李寂荡：我是考上大学离开老家县城的，后来又在老家的一个乡镇中学教书，借调到县城中学后考上研究生就离开了。我老家还有父母、哥哥姐姐，老家离贵阳不远，高速公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但太忙，很少回去。最近一次回去是夏天的时候，是到老家挂牌“山花福泉文学创作基地”。
青年报：你的文学理想是从中学时候培养起来的吗？你记得你真正意义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李寂荡：我最早喜爱的是画画，自发的，应该在读小学前。我对文学的喜爱是从看连环画开始的，初中的时候又从连环画转到了文学原著。我读的第一部纯文学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是《复活》，对于小说的宗教主题我是似懂非懂的，但马车吱嘎吱嘎碾过冰雪的情景印象深刻，如身临其境，这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文学的魔力。后来又看了《少年维特的烦恼》，因为那时我是少年，也有了烦恼，于是很好奇维特的烦恼是什么。我在初中时，开始练习写古体诗，还自己装订成册，算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吧。同时迷恋上了郁达夫，我经常过河到对岸的山坡上读郁达夫。秋天的夕阳映照着风中摇曳的格桑花或茅草穗，那意境颇具郁达夫笔下古典的诗意，但我要说，郁达夫给我带来了过度伤感的负面影响。
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新诗了，并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主编了一份油印诗刊，我一个人编一个人刻蜡纸一个人印刷，可以说我当“主编”是从高中开始的。读高中时，父亲的单位分来了一位年轻人，相貌俊朗，他写诗弹吉他，晚上他的宿舍的窗口总会传来吉他声和美女的朗朗笑声。我在他那里借阅到不少诗集，尤其喜欢《戴望舒译诗集》，喜欢其中的洛尔迦，喜欢其中的果尔蒙，喜欢他呢喃般的话语和温柔的深情，以及他的朴素与自然。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也许是读大学时发在校报的一首散文诗，叫《地下河》，传统的拟人化的写法。
青年报：你的大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长春师范学院，横跨大半个中国去求学，这中间应该有特别的故事吧？从南到北，地域化的巨大落差，给你带来了哪些冲击？
李寂荡：我考去东北，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可能是读文学作品的缘故，对“别处”充满向往。故乡实在是太熟悉了，总想去陌生的地方，而且与故乡的反差越大越好。初到长春，在南方是秋天，但在那里已是初冬了。首先印象深刻的是凛冽的寒冷，很奇怪，这儿出太阳了雪不会融化，在贵州雪和阳光是不相容的，只要出太阳，温度就会在零度以上，而在这里，晴空万里，温度却在零下很多度；其次是感觉这里很辽阔，有异域风格的建筑和笔直宽阔的大街；人也不一样，轮廓很清晰，身材高大，说话语速快，声音洪亮。
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是长春市的，他们耿直热情，给我缝褥子，春节我没回家，会从城里骑车到郊区给我送饺子；我后来在乡下教书，准备考研，同学买了考研书籍寄给我，还织毛衣寄给我。我记得寒假没有回家，住在学校里，每天去吉林艺术学院画画，早晨雪地上第一行脚印是我留下的，回来时在菜市场买的豆腐冻得像砖头。感觉冬天的东北就像一口巨大的冰箱。巧合的是，我父亲当兵也是在东北，后来他转业去的地方重庆，也是我读研究生的地方，从最冷的地方到了最热的地方。对东北的选择可以看出我性格中爱走极端的一面。
青年报：我们刚刚采访过吉林《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你在上学期间和他认识吗？
李寂荡：在长春阶段，我不认识宗仁发老师。我第一次见他，是《山花》《作家》《大家》《钟山》搞“联网四重奏”，一年一度的联席会由《山花》做东在贵阳举办，那时我刚到《山花》，负责做会务。宗老师给我的印象，特别像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一幅女真人画像。后来得知他是汉人，我还纳闷，他怎么长得那么像那幅画里的女真人呢，再后来得知，他母亲是满族，他有一半的满族血统。宗老师是编辑家，对我很关心，在《作家》上发过我的散文和诗作，还作为第二届“海内外华文文学期刊奖”的评委会主任授予我“人和青年编辑奖”。很感激。
青年报：你的第二阶段是西南大学（当时叫西南师大）研究生，也由历史系转回到了中文系。我们想问一下，那个年代研究生很难考，你本来就是学霸呢，还是文学给你带来了幸运？
李寂荡：我不是学霸，我是被“逼”出来的。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座矿山，矿山资源枯竭，很快就垮了。同事们纷纷调离，我曾一度去过海南打工，觉得长此以往不是办法，后来返回，从矿山调到了家乡的一所乡镇中学教书，说是镇中学，实际上是在一个村子里，离镇上还有几公里。我记得去的时候，我的几麻袋行李扔在操场上，孤零零的，感觉和自己一样。那个操场是泥巴地，篮球架是农民用木头自己做的，一到放暑假，操场就长满了荒草。在那所中学，老师们的理想是调到离县城较近的乡镇。如果有谁能调进县城，便会认为他有本事，佩服羡慕得不行。调不走就只有在这里安家落户，一大群单身汉是找不到对象的，有的就找学生，学生是当地农村户口，所以娶学生为妻的家庭便成了半边农，放学后是要扛着锄头去挖土的。
我不想重复他们的命运，那么，考研便成了改变命运的方式。我考的是文学专业，文学教材、英语几乎靠自学。白天教书，早晚学习。晚上坐久了，蜘蛛会在我头上牵线，我起身时要将丝线拍断；下雨天，屋子里会爬进癞蛤蟆；晴天早晨，有时听见有人敲窗，以为是谁来乡下探望我了，心情激动地打开门，才发现是鸟儿把窗户玻璃里的天空当作真实的天空不停地往里飞；门口有时会有蛇，有一天邻居的孩子大喊有蛇，有一条蛇钻进了他家厨房又跑出来，最后被我逮住打死了。记得我的木棍压着它的七寸时，它吐着信子，也许它的目光里充满了仇恨。晚上睡觉时，我会掀开被子看看有没有蛇钻进去，我可不想与蛇同眠。鲁迅先生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我外出时间久了，宿舍门前的路便荒草丛生，我便想到，其实地上是有路的，没人走了，也就没有路了。
我是年考取了西南师大的研究生，那年全国招生三万多人。多年的文学阅读的确对我考文学专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考研主要是考英语。那年的我的英语考分是我所报考的西南师大全校第三名，前两名都是英语专业毕业的。但我学的英语是“SilentEnglish”。
当年的《山花》美编黄冰去西南师大接李寂荡
2
我选择《山花》是出于文学理想，
虽然编辑部办公条件简陋，
但是很有人间烟火气。
青年报：《山花》是一份老牌刊物，创刊于年，今年已经迎来了七十周年。但是世纪之交是文学最不景气的时候，尤其是文学期刊十分艰难，你毕业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山花》？
李寂荡：我年研究生毕业，那时研究生很少，很多单位都招研究生，尤其是高校，所以毕业时，研究生宿舍楼前门庭若市。不少单位开出很优厚的待遇，比如提供几万元安家费、住房、配偶工作安排等等，而当时的重庆才升为直辖市没两年，党政机关也需要不少高学历的文科生，尤其是中文系毕业的。我唯一应聘过一个区委宣传部的职位，面试后对方决定要我，但我后来不想去了。面试的一位领导还专门打电话给我做工作，他说即使你不来宣传部，我们可以推荐你去报社啊，贵州那么落后你回去干啥。
我决定去《山花》，是不想留重庆，重庆夏天太热了，夏天电扇从早吹到黑，但当时就没有想到有了空调就不热了啊。当然主要还是出于文学的理想，其实早在头一年，我就去《山花》实习过，《山花》办公条件简陋，但很有人间烟火气，冬天的时候，办公室里烧着铁炉子吃火锅，整个办公室弥漫着烟草的烟雾、火锅的热气和浓烈的酒味。要毕业的时候，主编何锐老师派了《山花》的美编（既是美术编辑也是美女编辑）黄冰去西师接我。我和黄冰沿石阶款款而下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男生们目光齐刷刷地向我投来，目光中饱含仰慕，我一边得意一边纳闷，我有什么好看的？后来才反应过来，看的不是我。
青年报：你们现在还在科学路66号办公吗？这应该是许多文学爱好者的圣地，你介绍一下这个办公地点和窗外的这条街吧。
李寂荡：是的。《山花》在贵州省文联大楼里，隔壁就是贵州省科技厅，文艺与科学毗邻。科学路的由来或与科技厅在这儿有关。这条路其实很短，只有二百米，更像一条深巷。出去就是贵阳市的市中心——大十字。省文联门口还有贵州省京剧团，有时上班的时候，是一边看稿，一遍听着京剧苍凉悠远的唱腔。我写有一首诗就叫《科学路》。我上班在大楼，居住在大楼旁的一栋破旧的小楼，住的是以前《山花》编辑部的几间办公室，门楣上还钉着编辑部各组的牌子，我的卧室是小说组，厨房是诗歌组，客厅是评论组，散文组那间是别人在住。所以说，我几乎全天都在《山花》，上班在《山花》，吃饭睡觉在《山花》。
青年报：你和《山花》几任主编有过交集？这些主编身上应该有很多为人做事的精神激励着你们吧？
李寂荡：我和《山花》四任主编有过交集，文志强老师、叶辛老师、何士光老师和何锐老师。我到《山花》不久，文志强老师便去世了，他是遵义人，面善。叶辛老师视贵州为第二故乡，他经常回来，所以见面较多，前不久在惠水县还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书院。叶辛老师是一位勤奋的作家，著作已有种，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他的电视剧《孽债》影响很大，曾经家喻户晓，当时我读幼儿园的侄女都会唱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何士光老师，他说起话来，有激情，有哲理，像演讲似的，极具感染力，真有大家风采。我特别喜欢读他的散文，他的文字缠绵悱恻，很有诗性，在明丽的背后是深深的忧伤。他写乡下连绵的阴雨，写春天布谷的鸣叫，在乡下时难以排遣的忧愁，读来容易激起共鸣。他善饮，说自己打通了任督二脉，尽管近八十高龄，饮酒不醉。世人都爱感叹人生苦短，他总说人生太漫长。
我的前任主编何锐老师对我的人生有重大影响。我是他要来《山花》的，来了就给他当助理，寄给他的稿件基本都先交给我处理。留用的少，退的多，鉴于我以前投稿常常石沉大海苦等不到编辑部的只言片语，我便善解人意地给不少作者写信，有的现在已是很知名的作家了，见面时他们会对我说，我还保留你写的信呢，我会有点难为情，因为我知道那是退稿信。
何锐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职业精神，他认为编辑不是为他人做嫁衣，编辑和作家是平等的对话关系，杂志就是编辑的作品，对于不合用的稿子要敢于拒绝，不徇私情。他还提出了全能编辑的概念，不是写诗的编诗歌，写小说的编小说，而是四种文体都要编。我当主编后，有几年的《山花》封面便是由我创意设计，由美编执行落实的。那时，《山花》还没有专门的工人，杂志印出来时，我们编辑要亲自动手捆包裹的，我可以将包裹打得方方正正的。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彩页是在深圳印，印好了发来。有一次，我和何锐老师去航空货运站自己搬运，搬完了，他带我去他家喝酒，以算是犒劳吧。何老师不苟言笑，所以喝酒时大家很沉默，这搞得我很紧张，他不知说了一句什么，一家人笑起来，我惶惑地打量着他，他的夫人，他的女儿，他们看着我的窘相，又是一阵笑，在他们的笑声中，我更是惶惑了。
何老师去年去世了，我和同事到重症监护室，看见他平常紧闭的双唇这时闭得更紧了，平常沉默的他这时是完全地沉默了。我们将他的遗体抬出来，抬上殡仪车，守着他的灵柩，直到送去公墓安葬。
青年报：你是哪一年开始接任主编的？你们办刊思路比较特别，有许多著名栏目和项目，我们想问的是，哪些是从前辈编辑家那里继承的，哪些是你主持工作后创新的？
李寂荡：我是三十二岁时任《山花》副主编的，三十九岁时主持《山花》工作，次年正式任主编，迄今任主编已有十一年。我任主编后，基本沿袭了杂志过去的风格和办刊思路，只在局部上有所调整，调整也是渐进式的。仍然是坚持“双重文本”——文学与视觉艺术两种文本结合。我们的“视觉艺术”栏目，不仅是让杂志图文并茂，将视觉艺术作为装饰，也不是发表文人逸情雅兴的书画作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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